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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上再见》:战后的亢奋与哀愁

2020-06-10 责任编辑:

《天上再见》:战后的亢奋与哀愁

  改编自皮耶·勒梅特(Pierre Lemaitre)的畅销小说,《天上再见》(See You Up There)可说是今年最受瞩目的法国商业大作。导演亚伯·杜庞帝(Albert Dupontel)喜剧演员起家,起初从戏院的独角戏走红,同时开启自导自演的电影生涯,从蒙提·派森(Monty Python)式的《伯尼》(Bernie, 1996)、获得凯萨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《那一夜,我怀孕了》(9 mois ferme, 2013),杜庞帝发展出高转速、亢进的表演和剪辑策略,并明证了一种在电影市场上具有可观号召力的风格。从鉅额的拍摄资本,以及法国电影产业对这部影片的重视看来,《天上再见》标示了杜庞帝的创作高峰,在原着小说给予的框架和视野之下,他成功地将自身风格发挥到极致。

  《天上再见》由一个高空俯瞰的镜头开场,降落在一战尾声的战场上,暗示一全知的叙事观点,但说故事的责任随后由被审问的主角亚伯接手,透过他的追想,事件汩汩涌出,将他从地底救出的爱德华,失去了下半部的脸,两名伤残的军人栖身于城市一角,而引发最后的惨烈战事的巴德烈中尉,如今靠着滥埋滥挖殉国者的墓地致富。表象与真实之间的断裂充斥在电影的各个段落:政府对战后军人处境的漠视、战胜国的荣光、资本家横行、艺术环境的改变,这一切虚浮的和过剩的,震荡着故事中人物的身体和感官。爱德华越发绚丽的变装面具,则成为主导性的视觉意象,把一战后的法国社会,转换成带有奇幻氛围的寓言层次。《天上再见》的镜头,直到故事末尾才再次回到天上,尚未再见的,都还沉浮于地面上的时代冲突之中。

《天上再见》:战后的亢奋与哀愁

  儘管《天上再见》具备「复仇」的类型感,复仇的概念在故事进程中不断被稀释。战场上如死神般的巴德烈,最终只徒具暴发户的猥琐,亚伯和艾德华策划的骗局,则更像对国家不公不义的反抗,牵扯入骗局的巴德烈,迎来再平庸不过的死亡。这是《天上再见》难得之处,从头到尾,人物没有被神格化,甚至亦不被塑造成典型的正反派英雄,他们反映影片欲批判的社会乱象,而正是由这些人物组合成的叙事,敞开了面向历史的问题性视野。电影的开端透露讨回公道的亢奋想像,复仇却以最不显眼的方式落实了,甚至再翻转出另一层关于和解的难题。

  父与子的和解,直到片末,好似都无法真正发生,无脸的爱德华,并没有否决和资本家父亲和解的可能性,但他们之间的间隙,绝不只源于童年生活,更来自战后法国的畸形社会样态,或者说表象和真实的断裂,父亲从竞图画作中找见儿子的蹤迹,他的追寻却如希腊悲剧一般,加速和实现了死亡的到来。电影最后,警官放走完成自述的亚伯,并说明他的儿子就是当时在战地里被巴德烈杀害的手下之一。父与子的冲突,最终被父对于子的死亡的哀恸所置换,《天上再见》说的不只是复仇和和解,而是战争造成的,两代人的错序离别和不复修补之伤。

《天上再见》:战后的亢奋与哀愁

  关于一战后的断裂与和解,法国中生代导演法兰索瓦·欧容(François Ozon)的《双面法兰兹》(Frantz, 2016),提供了可以相互对照的影像。重拍自刘别谦的《我杀的那位》(Broken Lullaby, 1932),《双面法兰兹》以一个德国家庭的视角,迎来一名谜样的法国青年,并反覆探问、展示原谅的(不)可能性,不知情之下,父亲透过杀死自己儿子的人来缅怀儿子,这代表一个无可宽恕的谎言,还是一种仅能如此的哀愁?而除了题旨的关联,《双面法兰兹》利用黑白摄影创造的萧索德国,刻意沿用刘别谦的那些缓长的窗边摄影机运动,正好跟《天上再见》铺张的色彩和场面,杜庞帝喜爱的顺畅、快转式的叙事手法,形成有力的对应。

  于此,《天上再见》的小说影像化,就不仅仅在于杜庞帝忠实呈现勒梅特的文学母题了。杜庞帝的喜剧导演风格,确实找到一个能够延展、形变的历史介面,成功揉入悲剧式的人性关怀,并且赋予这部历史作品可使观众共感的肌理。《天上再见》是一部并不难懂的电影,它想说的,都已清晰地呈展于银幕上,限于商业电影的篇幅,《天上再见》虽然无法涵括小说里所有错综複杂的转折,也必须简化对其他重要人物的心理描绘,电影构筑出的地景——壕沟、社会边缘人的阁楼、乱葬坟场、巴黎战后旅馆——已成功将观众带领至一个似真非真的虚构世界。或许有人会不满意它较为通俗、露骨的电影语言,但应该都无法否认,无论是《双面法兰兹》的最后,女主角凝视着马内(Édouard Manet)的画作《自杀》(Le Suicidé),或是《天上再见》中,爱德华在父亲面前的向后一跃,那都代表当代电影对于回视战争、死亡与人性所表露的企图。

电影资讯

《天上再见》(See You Up There)-Albert Dupontel,20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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